敦煌学之内容包括敦煌石窟藏书、壁画、雕塑艺术等，门类甚广，其研究范畴就广义而言，包括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美术等之综合研究；狭义而言，乃指对敦煌文献如藏书卷子之整理、解释、研究，亦即通称之敦煌学。敦煌石室遗书发现于甘肃省敦煌县东南二十公里之千佛洞（古称莫高窟），其第十七窟之窟洞中有复室，大小约三公尺立方，其内贮满文物。宋仁宗景祐（1034～1037）初年，寺僧因避西夏入侵，密藏文物于石室中，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为道士王圆箓所发现。石室遗书之所以能聚集保藏历久而不毁者，实因敦煌气候严寒，雨量绝少之故。文物发现之消息传出后，奥布杰夫（Vladimiy Afanásevich Obruchev）、史坦因（A.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各国学者相继前来，从王道士处秤斤计两，购去大批卷子珍品。宝藏散失后，罗振玉等闻讯，建议政府将剩余卷子运归首都。

自敦煌宝物发现以来数十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纷纷研究，“敦煌学”遂成为世界学术中之一环。教育部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正式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将壁画、塑像与石窟加以编号，石窟总数为四三八，包括两魏二十、隋八十八、唐一七七、宋一○二、元七、清二，尚有残缺或无法考证者四十二。近人据史坦因、伯希和等所搜得汇集成书者，有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佚书、敦煌宝藏等，皆前所未见之秘笈。载录群籍而成目录者，有由史坦因搜集之“汉文写本目录”（1957）、“西藏文写本目录”（1962），由伯希和搜集之“西藏文写本目录”（1950～1961）、“汉文写本目录”（1970），王重民所编之“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由苏俄搜集之“汉文写本目录”（1963～1967），日本龙谷大学之“龙大所藏敦煌古写经现存目录”（1958），大谷大学之“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1964～1972）等。

近年苏俄公布所藏卷子目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亦印行所藏全部卷子。据诸家之记述，包括碎片，粗略估计，共约四万余号。其中，汉文文献约三万七千号，今分藏于北平（北京图书馆，约一万号）、伦敦（大英博物馆，约一万一千号）、巴黎（国家图书馆，约六千六百号，另有藏文二千七百号）、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约一万一千号）、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一百五十一卷），此外日本之龙谷大学、大谷大学亦收藏若干，中国与日本少数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之情形。

此类写本，内容分为佛教类与非佛教类（道教、摩尼教、景教、儒家经典、文学、语言、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公私文书、天文历算、兵法、医药、术数、绘画、音乐等）；自形式而言，可大别为汉文文献与非汉文文献，而汉文文献中以佛教文献居多。非汉文文献之写本有梵文、藏文、回鹘（纥）、于阗、粟特、龟玆、康居、佉卢等文。若自装钉之形式而言，敦煌文献与其余中亚出土之佛典写本皆可略别为贝叶本、卷子本、折本、册子本等四类（参见附图），而敦煌所发现之抄本中，多为汉文之卷子本。此外亦有印刷本，如汉文佛典“金刚般若经”乃刊刻于唐咸通九年（868）之文物，为我国有明确刊记年代之最古印刷品。凡此种种文献之发现，无不具珍贵之学术价值，乃治中古学术史及佛教史学之重要资料。（参阅“千佛洞”737）p4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