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我国僧人至外地求取佛法，引进佛典。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印度佛教东传我国之后，以佛典或篇章不全，或传译失真，或重要之经典未传，未能满足当时需要，故历代僧人至西域或古印度求取佛典传本者甚众，综计前后逾百余人。

有关中印间之交通道路，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列举三道：(一)由河州出发，经吐谷浑、吐蕃，至北印度尼波罗国，此道或为唐代玄照、玄太、道方等所经之路线。(二)由鄯州出发，经朅盘陀国、漕矩吒国，至西印度伐剌拏国，与第三道会合。(三)由京师绕经笯赤建、睹货逻等国，入于乌仗那国，此道或为唐代玄奘、隆法师、信胄等所经之路线。此三道均为隋唐时代中印间之主要交通路线。另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伽摩缕波国条、前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所载，亦有经巴蜀而越悬度者。刘宋智猛、慧睿等，据传即经巴蜀之路；东汉蔡愔、秦景、后魏道药等，则取道西域。

综观之，我国北部至印度之通路，多经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其路线之大别，即在新疆分为南北二路。一路由凉州出关至敦煌，越沙漠（又称流沙），以至鄯善，乃沿南山脉以达于阗，又西北进至莎车，此即南道；复由南道经巴达克山南下，越大雪山而达罽宾（即迦湿弥罗）。一路由敦煌之北，西北进至伊吾，经吐蕃、焉耆进至龟玆，而至疏勒，此即北道；再经葱岭西南行而至罽宾。此外，或由北路之焉耆南下以至于阗。

东晋南北朝时代，东来者常由凉州南经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复次，西域与中亚虽为我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回取道南海者，亦不乏其人，如东晋法显、刘宋法勇、隋代义朗、唐代常敏、明远、窥冲、智行、大乘灯、昙润、道琳、慧命、灵运、智弘等，皆由海路。

我国沙门西行求法取经者，以曹魏之朱士行为始。朱士行之后，则以晋末及南朝宋初为最盛。朱士行于魏景元元年（260），由雍州赴于阗求般若经。西晋时代，竺法护随师至西域，赍胡本而还。

东晋之法显于安帝隆安三年（399），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由长安出发，求法天竺，度沙河，越岭，经六年之久，历三十余国，抵达中天竺，受方等、大般泥洹经，并求得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等。后泛海至锡兰，得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等梵本。归国后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实为我国沙门求法天竺最初之一人。他如法净、法领受师庐山慧远之命西行，于于阗获华严梵本，然犹未至天竺，其西去早于法显八年。

刘宋时代，沮渠京声（凉王蒙逊之从弟）尝渡流沙至于阗国，遇佛陀斯那禅师，受禅要秘密治病经（治禅病要法），又于高昌郡得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观世音观经，译出禅要二卷。后因北魏灭凉，而奔于宋。道泰为凉州僧人，游历西域，得毗婆沙之梵本十万偈。

元魏、北齐、北周时代，宋云与惠生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偕行向西域取经，经流沙西出，至于阗，越葱岭，入天竺，正光二年（521）还，取得大乘经典一七○部。南齐、梁、陈及隋代则均乏西行求法者。

至唐代，有玄奘、义净、慧日等人西行求法取经。玄奘于唐贞观三年（629，或说贞观元年）孤身西行，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过玉门关，涉流沙，周历西域五印一一一国，携回写得之梵本五二○夹，六五七部。译出大般若经、菩萨藏经、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总计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

义净以慕法显、玄奘之高风，萌西游之志，于唐咸亨二年（671）取路南海，备历艰险，遂达印度，历游三十余国，赍梵本经律论四百部及舍利等而还。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二十部及孔雀王经等，总计前后译出五十六部，二三○卷。慧日则于中宗嗣圣十九年（702）泛舶渡海，经昆仑、室利佛逝、师子洲等而达印度，留印十八年，开元七年（719）赍佛像、梵经等还入长安。

其中尤以玄奘大师，于西行求法僧中最负盛名，亦为成就最大者。此外，如僧纯、智猛、法勇、法献、宝暹、道邃诸师，亦皆为见于史籍之西行求法取经者。［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锡予）、中国佛教史（黄忏华）、历代求法翻经录（冯承钧）、中国佛教求法史杂考（曹仕邦，佛光学报第二期）］ p3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