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一卷。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又称法宝坛经、坛经。六祖慧能述，法海集，元代宗宝编。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其敦煌写本亦收于同册。为禅宗六祖慧能于韶州大梵寺之说法内容，由其弟子法海集录而成。共分十门：(一)行由，叙说六祖之行迹、得法缘由，及对法性寺印宗所说之法要。(二)般若，谓识自性即般若，即可见性成佛。(三)疑问，乃应韦刺史之质疑，就达磨与梁武帝之问答，阐释“无功德”之义，又辨明念佛往生唯心净土之旨，并针对在家修行者之问，示以无相颂。(四)定慧，解说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即住于定慧不二之一行三昧。(五)坐禅，于外之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称为坐；于内了见自性不动，称为禅。(六)忏悔，解说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等五香，此香各自内熏，非向外觅，称为无相忏悔。又明示四弘誓愿、无相三归戒之旨，而谓见得自性，乃真忏悔。(七)机缘，记述六祖为无尽藏尼、曹叔良、韶州法海、洪州法达、寿州智通、信州智常、广州智道、青原行思、南岳怀让、永嘉玄觉、河北智隍等所举示之禅要。(八)顿渐，谓法本一宗，原无顿渐，然以人有利钝之差异，故产生顿渐旨趣之别。又叙述六祖为吉州志诚，就“戒定慧”之观点，举示与神秀教示之差异。并叙及接化江西志彻、荷泽神会之缘由。(九)宣诏，记载固辞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迎请之宣诏，并为敕使薛简指示禅法。(十)付嘱，先举示三科三十六数之法门，次揭示真假动静之偈，末述自过去七佛、西天东土三十二祖以迄慧能之传承次第，并嘱以递代流传，莫令乖误。

本书初系法海奉韶州刺史韦璩之命集录而成，然后人多所节略，而未能见祖意之大全，元代德异乃探求诸方，得其全文，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于吴中休休庵上梓。翌年，宗宝更校雠三种异本，正其讹误，详其节略，并新增入弟子请益机缘，而予印行。卷首并附德异之序、宋代契嵩之赞，卷尾附法海等所集之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历朝崇奉事迹、柳宗元之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之大鉴禅师碑、佛衣铭及编者后跋。

关于本书作者之问题，曾掀起三、四十年来学术界之论诤，其起因系由于胡适于民国十九年（1930）先后发表“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主张坛经之作者非为六祖慧能，而系其弟子神会。此说大违传统之观点：坛经乃六祖所说，法海所记；遂引起钱穆、杨鸿飞等两派之论战。印顺亦于民国六十年出版“中国禅宗史”一书，详驳此三、四十年来中外学者之论点。

胡适之主要论据为：(一)现存最古老之坛经─敦煌古本，强烈暗示神会乃慧能之唯一传人，如经中六祖曾谓（大四八·三四四上）：“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辽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弟佛教是非，竖立宗旨。”依其考证，慧能灭后二十余年，正为神会于滑台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批判北禅之际，故有此说。经中又谓（大四八·三四三下）：“大师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灭度，七月八日唤门人告别，（中略）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古本中不提怀让、行思，而单论神会，并谓“余者不得”。(二)韦处厚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谓：“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坛经既为神会门下“习徒”所作，此书当必出神会一系。(三)敦煌本坛经与神会之作品“神会语录”，多所雷同，如：(1)二者皆主张定慧一体。(2)二者对坐禅之解说皆相同。(3)辟当时禅学论，二者皆批判“看心、看净”之禅学，胡适以为“看心、看净”乃神秀弟子普寂与降魔之主张，而坛经与神会语录则系为批驳此一主张而作。(4)二书皆宗重金刚经。(5)对“无念”皆有相同解说。

针对胡适之论点，印顺于其“中国禅宗史”一书中，予以批驳：(一)对坛经暗示神会乃慧能唯一传人之反驳，谓敦煌本确为现存最古老版本，并受神会门下之宗重，但于其前，尚有更古老之曹溪古本，为法海等所集录，乃敦煌本之底本，故坛经非神会所作。印顺并举出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述，慧忠早于西元七五○顷，已见坛经被添糅南方宗旨，此与神会思想全然不同，此尚明显存于敦煌本坛经中，故曹溪古本之存在当无疑议。(二)对坛经传宗之反驳，以为胡适误解坛经传宗之文义，胡适所举“习徒迷真（中略），优劣详矣”一语，应解释为：神会之习徒迷真向俗，如“橘”逾淮而为“枳”（胡适原文为柘），竟演变成以坛经为传宗之依约，而失却传法─默传心印之实质，徒换来传授坛经之形式（当时师徒传法须附带传授一卷坛经作凭证）；故神会为优，其门下为劣。(三)对坛经与神会语录内容雷同之反驳：(1)就辟当时禅学论，当时“看净、看心”之禅风乃四祖道信以来所本有，而非普寂、降魔首倡，故不应以此二书皆批判此种禅风而推断此乃为批驳普寂等而作，更不应进而据以断定坛经乃神会所作。(2)就论金刚经而论，禅门之宗重般若经，乃源自道信之宗重文殊说般若经；慧能之宗重金刚经，乃继承此一传统而已，并列举文证说明真正偏重金刚经者，非为慧能而是神会之语录。否定胡适主张“二者皆重金刚经，故坛经为神会作品”之说。(3)对“无念”之反驳，坛经之无念乃直指本来解脱之一念，为肯定的；而神会之无念则偏于否定之不作意，二者完全不同。(4)坛经之坐禅为于外之一切境界心念不起，肯定“念”之存在，而强调不着外境；神会语录之坐禅则以念不起为坐，为“不作意”之消极意义，二者截然不同。(5)前述各点已足证明坛经非神会所作，故二者虽皆有定慧等主张，然其先后已判然有别。

就现存最古之敦煌本坛经言，其主要思想为：(一)见性成佛，此佛性即真我，具有：众生本具足、众生之真我、具足无量功德、能生万法等四种特性。(二)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此为般若思想之展开，此三者系具体之修行方法，以遣除一切执着而达无烦恼之解脱境界。坛经之中心思想并非止于此，尤其是较晚之至元本坛经，然皆为此二大中心思想之衍生，如：(1)不落阶级之顿悟说，指不须方便即可开悟，为见性成佛之衍生。(2)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慢经、慢教说，后期禅宗乃极端慢经、慢教者，尤以南岳下之洪州宗及青原下之石头宗为甚。更进而喝佛骂祖，此乃从不立文字演变而来，主要受牛头宗之影响。(三)禅宗之道家化，此主要受江左牛头禅影响所致，注重实行之禅学，主要思想为：空为道本、无心合道；空既为万物之本，故一切本自解脱、本自合道，如此则无需经教、礼佛。此种放任、无为、老庄化之禅，使禅宗脱离烦琐之仪式教条而更形兴盛，更富中国色彩。唐代之有禅宗，不仅是佛学之革新，其后更成为宋代理学之先河，而六祖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坛经更是一部扭转乾坤之伟构。

至于其版本：(一)敦煌写本，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慧能弟子法海集记。全一卷，凡五十七节，不分品目。为各种版本中之最古本。(二)日本兴圣寺本，题为“六祖坛经”，晚唐僧惠昕编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据邵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所载，惠昕所编共有三卷十六门，然现存者仅有二卷十一门，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晁子健翻刻于蕲州，留传日本，由兴圣寺再行刻印。此外，真福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皆属此一版本。(三)曹溪原本，全称“六祖大师法宝经曹溪原本”。全一卷，十品。二万余字，比敦煌写本字数多一倍。不著撰人（亦有版本署门人法海录）。有人据宋吏部侍郎郎简所撰之六祖坛经序：“会沙门契嵩作坛经序，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谓此版本为契嵩所改编，亦有认为此即元代僧德异于至元二十七年之刊印本。(四)即至元二十八年宗宝之改编本。全一卷，十品，品目与前本不尽相同，然文字大致相同，此为常见之流行本。民国三十三年，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刊印以上四种版本之合编本。

本书之注疏极多，较重要者有：法宝坛经赞一卷（契嵩）、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天柱）、法宝坛经节录（袁宏道）、六祖法宝坛经解（李卓吾）、法宝坛经要解（亘璇）、法宝坛经肯窾五卷（益淳）、法宝坛经讲义一卷（青峦）、六祖法宝坛经笺注一册（丁福保）、六祖坛经生苔帚三卷（无著道忠）。［景德传灯录卷五、释门正统卷八、曹溪大师别传后记、东域传灯目录卷下、禅籍志卷上、金刚经と六祖坛经の研究、禅学思想史卷上、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一册）］p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