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梁代释僧祐(445~518)撰,是现存最古的三藏目录和译经文献并传记的撰集。后世经录家又简称它为《僧祐录》或《祐录》。
本书在宋、元、明三代各种大藏经刻本中均收入,惟清藏独阙。又明北藏分卷稍异,作十七卷。
中国佛典的翻译,自后汉末安世高、支娄迦谶创始以来,历代译籍积累日多,学者整理著录,因而有佛经目录的编制。最初的完备经录为道安所作的《综理众经目录》(又略称《安录》),同时有《支敏度录》,稍后有《竺道祖录》、《众经别录》、《王宗录》、道慧《宋齐录》等 (这些录早已遗佚)。僧祐于齐、梁间,以定林寺、建初寺造立经藏写一切经的因缘,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旁考诸目,“订正经译”,撰成《出三藏记集》。它算是现存经录中最古的一种,并还转载道安等录的重要材料而保存了佛家经录的原始面目。
本书编纂的用意,重在对于三藏翻译“沿波讨源”,所以将全集分为四个部分: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这些如僧祐的自序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合拢四方面,翻译的原委才说得完全。四部分的内容,大要如次:
一、《撰缘记》,凡一卷。记经典的结集和翻译的来源。首先引《智论》、《十诵律》,及《菩萨处胎经》文叙述三藏结集的缘起及经过和八藏的名称,其次论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最后列举新旧译(以鸠摩罗什翻译的前后区分)重要名相的不同,一共五篇。
二、《诠名录》,凡四卷(自第二卷至第五卷)。这可说是全书的正宗部分。从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典籍,不管有无译人名氏,一一搜罗归纳为十四录。因对所依据的道安旧录有所增订,一律称为“新集”。内容是(一)《经论录》,(二)《异出经录》, (三)《安公古异经录》,(四)《安公失译经录》,(五)《安公凉土异经录》,(六)《安公关中异经录》,(七)《律分五部记录》,(八)《律分十八部记录》,(九)《律来汉地四部叙录》,(十)《续撰失译杂经录》,(十一)《抄经录》,(十二)《安公疑经录》,(十三)《疑经伪撰杂录》,(十四)《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末附录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及慧叡造《喻疑》。在十四录中,标题安公的,基本上保存了道安旧录的原样撰述,而加以补订。其余也都是按照《安录》的规模加以扩大。
集中所补订《安录》的七录内容是:(一)《经论录》,以译人年代为次,《安录》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著录十七家(其中误以竺法护和昙摩罗刹为二人,所以实际只十六家),二百四十六部,四百五十九卷。僧祐对于这些译本,都参照其他经录,注出异同并补缺,又标明当时有本或缺本。另外于法立以前补出张骞等七人,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五十五人,译撰各书连前总共四百五十部,一千八百六十七卷(这和《历代三宝纪》及现刊本实际的数目均有出入)。
(二)《古异经录》(《安录》原来编在篇末,今移前)。大都是从大部中单篇译出,没有译者名字,为古代的遗文。共九十二部,九十二卷。僧祐也注出余录异同和存缺。
(三)《失译经录》。一般不详译者姓名的,这一类经《安录》原列有一百三十一种,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并从《安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十二卷,厘定为一百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七卷。
(四)《凉土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凉土的,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关中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关中的,共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经录》。鉴定为伪托的经典,共二十六部,三十卷。以上三录,僧祐都加注异同具缺。
(七)《注经录》。道安自己所注释群经的,共二十一种,三十五卷。僧祐又补入杂著经录等五种六卷。
其次,僧祐扩充了《异经录》的编制而续成《异出经(即异译本)录》和《抄经(即别生经)录》,又续撰《失译杂经录》、《疑经伪撰杂录》,另外又将《经论录》里的律藏译书本源,别为律分五部记等三录。 以上十四录共收经目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五所总计)。这比较《安录》增加了一千五百余部,三千三百余卷。但他所搜罗到的写本和参考的经录,侧重南方,因地区的限制,不免有遗漏,这是参考它的记载时应该预先注意到的。
三、《总经序》,共七卷(自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可分两类:前六卷是抄录一些经律论的前序与后记,自《四十二章经序》起至《千佛名号序》止,共一百一十篇,为《序集录》。后一卷录陆澄《法论目录》、竟陵王《法集录》序及僧祐自撰各书目录序,共十篇为《杂录》(十篇中僧祐自撰者占八篇),序文以外备载篇目,现在根据篇目即可略知那些著述的内容。这一种体裁,创见于此书,价值极大。无异是一种佛藏提要,而且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近世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释家类”,均采用本书这一类的材料。
四、《述列传》,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共三卷(自十三卷至十五卷)。亦分两类:前二卷主要著录外国人如安世高等为一类,共二十二人;后一卷中国僧人法祖等为一类共十人(附见者尚有多人)。这是现存最古的僧传,其史料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依用。慧皎以后,各代僧传的叙述方法,大致因袭本书,而略变其体例。
本书的优点,除在翻译方面、传记方面保存很多原始史料而外,它还为后来经录的编纂开辟了许多门路,如有名的法经《众经目录》,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等六类,几乎全采本书分类方法。即后来集佛教经录之大成的智昇所撰《开元释教录》,分《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亦皆不出本书的范围。至于作者对于一切经论都曾作过鉴定,甄别它的异同和真伪,判明译者和翻译的地点时间,这些对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不过本书也不是毫无缺点的,如后来《法经录》所指出:“大小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至于智昇《开元录》说它以法护与昙摩罗刹为两人,新旧译名对照不尽符合等,则不过是小疵而已。
(田光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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