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共分十二篇。一、《三教治道篇》(卷一、二),假设上庠公子和古学通人的问答,辩论儒、道、释三家的优劣,从三教对于社会国家的作用,提出“儒以忠孝,道以道德,释以慈悲为立教之本,而释教的慈悲范围最广”。又仿《汉书·艺文志》的办法,分佛教为九录: (一)真诠,举《华严》、《涅槃》、《法华》、《般若》四经;(二)权旨,举四《阿含》,八部譬喻,本事,本生等经;(三)戒品,举天竺流行的五部律,中国传习的四部律;(四)禅门;(五)咒术;(六)论部,举《发智》,《婆沙》,《成实》,《毗昙》等小乘论,及《中》、《百》、《十二门》等大乘论; (七)注解,举道生、僧肇的《净名(维摩诘)经注》等;(八)章疏,举道凭,僧敷的《大品注》,觉爱、宝亮的《涅槃疏》等;(九)传记,举慧皎《高僧传》十科等。又对儒家的五常而列举三归、五戒、十善、六斋的功德。又说《般若经》的护国功德(以上卷一)。其次辩道教所据经典多为三张以下之作。这里又假设刘姓儒生和通人的对辩,以后又与总持开士问答《老子道德经》的义理,剖析其与佛法的异同,并判道教应入儒流。二、《十代奉佛篇》(卷一、四)举晋、宋、齐、梁、陈、元魏、高齐、周、隋、唐十代敬信佛法的帝王、三公、宰辅、通儒等建寺,度僧、译经、得福等故实。这一部分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三、《佛道先后篇》 (卷五),辩正释迦与老子出世的先后,并证明《老子化胡经》为晋道士王浮依《西域传》制造。四、《释李师资篇》(同卷五),引道经《元皇历》,《三洞经》,《西升经》,《化胡经》,《关令传》,证明佛为道师。五、《十喻篇》(卷六),因道士李仲卿所举道与佛的十异,假设开士以十喻解答。其次又别立十喻以答十异,(一)从生有胜劣,(二)立教有浅深,(三)德位有高卑,(四)化缘有广狭,(五)寿夭有延足,(六)化迹有先后,(七)迁谢有显晦,(八)相好有少多,(九)盛仪有同异,(十)法门有顿渐。六、《九箴篇》(同卷六),因道士举信仰佛教者的九迷,即举九箴作答,(一)周世无机,(二)建造像塔, (三)威仪器服,(四)弃耕分卫(乞食),(五)教为治本,(六)忠孝靡违,(七)三宝无翻(翻译),(八)异方同制,(九)老身非佛。七、《气为道本篇》(同卷六),假设考古通人与占衡君子的问答,辩明当时道教的一般信仰。以上七篇,道宣《广宏明集》卷十三全加引录,乃是本书的中心,我们可以从佛道两家的对辩中看出初唐时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信仰的内容,他们所争论的问题虽然从佛教的教理说好象无足轻重,但由当时双方斗争的剧烈情况看来,正是佛教作为宗教而存在,并为了取得社会上的信仰所必须争执的问题(张陵所注《道德经名想尔注》,为现存老子最古的注解,残本已在敦煌发现,缺首章注。本卷内《九箴篇》第四箴引有张陵此章释文,可以补佚)。八、《信毁交报篇》(卷七),据《感应传》、《齐竟陵王内传》,《晋录》、《宣验记》、《冥祥记》、《灵鬼志》、《幽明录》、《续搜神记》、《建康别记》、《崔皓传》、《搜神记》、《梁后记》、《冤魂记》、《颜氏家训》、《颜氏家语》等书而记其信佛及毁佛的报应故实。九、《品藻众书篇》(同卷七)述开士与野老的问答,野老详举儒家及中国相传的典籍,并指出孝经为首要,开士则举佛教中三藏、三轮之文,四乘、四阶之说,半字、满字之旨,贯华、散华之谈,表明微妙深远。十、《出道伪谬篇》(卷八),”共举道教八事:(一)灵文分散,指出道教所说“灵文”八百部曾经分散改易为不合理;(二)灵宝太上随劫生死,指出道教所说“灵宝”、“太上”随劫运而同生同灭为不合理;(三)“改佛经为道经”,举道教的《太上仙公请问经》、《太上灵宝五练生尸妙经》、《本相经》、《妙法弥多子经》、《智慧思微定志经》、《太玄真一本际经》、《升玄内教经》、《九转仙经》、《灵宝经》、《仙公请问经》、《不积真人行经》、《元阳经》、《灵宝妙真经》等有佛经文句义理之处,证明道经除五千文外多属依据佛经所造,(四)“佛法四果十地”,说道经采用佛教四果、十地、罗汉、五通、如来等名相以及所说九重天,八十一天,六十大梵,九真天王,九气天君,玉清大有等名目;(五)道经未出言出,依宋道士陆修静于泰始七年(471)所上经目,《上清经》有一百八十六卷,只有一百十七卷行世,《洞玄经》三十六卷,只有二十一卷行世,证明唐初玄都观道士所上经目多属陆修静以后伪作。又述张陵、葛玄、鲍静、寇谦之等欺诳事迹以证道经的穿凿之作;(六)道士合气,引道教的《真人内朝律》、《真人内礼》、《道家内侍律》、《诣师家行道律》、《道士礼律》等所述男女合气之术认为不正;(七)叙天尊及化迹,说《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灵宝度命经》所说天尊成道应化的因缘; (八)诸子为道书,检查初唐《玄都观经目》,称道家的传记、附、图、论等,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但其中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查陆修静上宋文帝的目录都无其目,不过杂集《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的书目加注而成,所以得出陆修静的经目以及《玄都录》都有问题的结论。十一、《历代相承篇》(同卷八)分九段:(一) 道家无金刚密迹师子,广引道家经典以证明。此段引《曹氏太一戒经》说道士改金刚为天冈,可知后代所谓天罡神本名天冈。(二)释老形服异,说唐代道士别立 “道神老子”之像以与佛像立异为无据。(三)道家节日,引道家《金录》、《玉录》、《黄录》等斋仪和《洞神》、《自然》等八斋法只有上元节(正月五日)、中元节(七月五日),和下元节(十月五日),证明唐代道士别立七月十五日一节为无据。(四)道家钟幡不同,依佛道两家经典证明打钟悬幢是佛教行法。(五) 器名不同,说使用澡罐和咒愿、唱供以及檀越、优婆夷等名目都是出于佛典。(六)不合行城,说行城是佛教行法。(七)依法朝拜,说只有佛教才有僧不拜俗的规矩,道士应当依本师之法朝拜君王。(八)请立经目,请朝廷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对宰辅朝臣,依据经史刊定是非,定立道经目录,以备慕道之人的修学。 (九)玄都东华非观,说太玄是都,东华是宫,称之为观不合适。十二、《归心有地篇》(卷八),引天监三年(504)梁武帝萧衍的舍道教文等说明佛教是归心之地。卷八末附法琳致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书,请求供给参考典籍以为重修《辩正论》的依据。
《辩正论》本身虽然对于佛教的教理上没有多大贡献,但是对于尔后佛教的昌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贞观十三年九月秦世英控告法琳此论谤毁皇帝的祖宗,太宗震怒,派刑官推问,法琳答辩不屈。太宗又亲自按问,法琳对答有二百多条,终于使太宗悦服。从历史上看,贞观十四年以后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确实有些转变,如迎供杜顺的遗体(贞观十四年十月),在弘福寺为母后追福制疏自称菩萨戒弟子并向寺主道懿表白尊崇佛教的心迹(贞观十五年五月),遣梁怀璥、李义表、王玄策等通使印度(贞观十五年,十七年),以极隆重的仪式迎接玄奘法师(贞观十九年),并制《三藏圣教序》等(贞观二十二年)。以后直到会昌五年(845),“唐朝各代帝王都对于佛教崇敬不衰,国家主持的大规模翻译事业相继不绝,佛教的各宗也相继兴起”,极绚烂之至,法琳的《辩正论》的制作和它所起的影响可以说是开了这一代佛法昌隆的光芒之端。
由于法琳本人博极群书,文词华美,他的这部著作又风行一时,为士林所传诵,所以对于初唐的文风也有很大的影响。又法琳曾参考杜如晦的藏书,所以书中广引历史故实,很多都是现代已佚的史料,所以本书的史料价值实在可以和《洛阳伽蓝记》等书媲美。关于道教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本书也提供了很详尽的叙述,佛、道两家宗教信仰的面目也可由本书得到明确的概念。因此,本书可以列为佛教重要的历史性著述之一。
(郭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