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旭，字蕅益，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镇人。十二岁读儒书，辟释老。十七岁阅袾宏《自知录》及《竹窗随笔》，始不谤佛。二十三岁听讲《楞严经》，怀疑何故有“大觉”，何以生起虚空和世界，决意出家体究此一问题。二十四岁三次梦见德清，当时德清住在曹溪，路远不能往，因从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命名智旭。此年夏秋在云栖寺听讲《成唯识论》，闻性相二宗不许和会，甚以为疑，因往径山(杭州西北)坐禅，至次年夏，自觉性相二宗的义理一齐透彻。腊月八日，在袾宏塔前受四分戒。二十六岁又在袾宏塔前受菩萨戒。二十七岁起，遍阅律藏，见当时禅宗流弊，决意弘律。三十二岁开始研究天台教理。三十三岁秋始入灵峰(浙江孝丰县东南十五里)，造西湖寺。此后历游江浙闽皖诸省，均不断从事阅藏、讲述和著作。五十岁冬，自金陵归灵峰，仍继续著述。清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示寂，寿五十七岁。两年后，门弟子将其遗体火化，起塔于灵峰大殿右。

　　智旭生平的著述，经其弟子成时编次，分为宗论和释论两类。宗论即《灵峰宗论》，共十卷；释论包含释经论和宗经论及其他著述共六十余种一百六十四卷。

　　智旭的学说，综合禅教律而会归净土，同时又融会儒释，是多面性的。


　　智旭的禅，是承延寿、梵琦、真可的文字禅。他参禅的最初动机，是由听《楞严经》和《成唯识论》，于性相二宗教理不能融会而起疑。后来他教人参究，也只是“究此警起一念，起处无从，全依真性。然真非妄因，何因起妄？真非有外，妄岂外来？展转简责”，以为银墙铁壁话头 (《宗论》五之二)。这只是寻求性相会通的推理而已。他常自述学禅经过，力戒“堕禅病”和“误中宗门恶毒”；痛斥狂禅暗证，以为“独自远行不问路程，必定有误”(《宗论》四之三)。主张“教内自有真传”(《宗论》六之二)，自称“但从龙树通消息，不向黄梅觅破衣。”(《宗论》九之二)。所以他修的禅，后来就会归于天台教观了。

　　智旭于三十二岁注《梵网经》，才开始研究天台教义。他于宋人极推崇知礼的《妙宗钞》，以为不可更动一字。于明人唯称许传灯的《生无生论》。他的天台宗的学说，即是继承这两人的系统的。但他也有与两人不同的见解。关于教判，智旭安立了贯通前后的五时说，修正了《四教仪备释》“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等说法(《教观纲宗》通判五时论)。在化仪四教的秘密教中，他区分秘密教与秘密咒，将一切陀罗尼章句收于秘密咒下，这也与台宗旧有教判不同。关于教理，他主张性具善恶与色心双具理事两重三千，与山家的主张完全相同。虽然他有时也说“众生现前介尔心性，本无实我实法，亦无五位百法百界千如差别相”，略近山外“理具三千无相”的主张，但不是他的主要思想。关于观法，他也沿用山家的妄心观，以现前一念妄心为止观的直接对象，但更注重实际应用。他与传灯仅曾见过一面，并没有从传灯学教。


　　传灯继承善月、真觉的主张，判《楞严》属于方等，又批判华严宗和禅宗，智旭都不同意，以为台宗应遍摄禅、律、法相，否则就不能成其绝待之妙了。(《宗论》二之五)。他常以《起信论》解释天台宗旨，又用唯识解《起信论》，乃至用唯识解天台教义。在智旭的时代，唯识宗的注疏是很贫乏的。他所根据的有关唯识的著述，主要是《宗镜录》。此录即是会通天台、贤首、慈恩诸宗的，智旭继承了这种思想，也说“马鸣、龙树、护法同契佛心”(《起信论裂网疏》自跋)。他虽深究台宗，但因不满台宗末流的门户之争，所以一再声明自己“究心台部不肯为台家子孙”，“私淑台宗，不敢冒认法脉”。

　　智旭为纠正宗门流弊，决意宏律，曾遍阅律藏三次，致力于大小乘律藏的疏释和讲说。他著《梵网经疏》依据台宗见解，对于别解脱戒直宗《四分律》，旁采诸家，并参考大乘律。至于主要的著作则为《毗尼事义集要》。在律学这一方面，他可称为元照以后的唯一大家。但他对于戒律重视实践，当时响应的人很少，他为此事非常痛心，在文字里常流露他的悲观失望。

　　智旭的禅教律学，后来都指归净土。一般净土宗徒，都以为智旭是袾宏的继承者。但智旭平时推崇袾宏的却偏重在戒律，而不在净土，只以净土摄一切佛教，以《阿弥陀经》为中心教典而重视持名，又主张禅净合一，这些都与袾宏一致而已。智旭所认为净土的要典，都收在《净土十要》内，但其中并没有收袾宏的著作，而特别推崇的却是传灯的《生无生论》和袁弘道的《西方合论》。


　　智旭的净土思想，曾经过几个时期的演变。他二十二岁丧父，闻地藏本愿而发心念佛。这是结合儒家思想为报父母恩而念佛，只是单纯的持名。二十八岁丧母闭关，以参禅工夫求生净土，说“禅者欲生西方，不必改为念佛。但具信愿，参禅即净土行”(《宗论》四之三)则又偏重于理持。三十岁至四十岁，他多疏释律部，结坛忏愿，以“生宏律范，死归安养”自矢。后十年中，他多疏释经论，融通性相诸宗教理，于四十九岁著《弥陀要解》，始形成最后的净土思想体系。

　　智旭于净土三经中主要所宗的是《阿弥陀经》；所以他关于净土教理的主要著作，也就是《弥陀要解》。此书先依天台宗五重玄义方式，说明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实相为体，信愿持名为宗，往生不退为用，大乘菩萨藏无问自说为教相。又以《阿弥陀经》总摄一切佛教，以信愿行总摄《阿弥陀经》一经宗旨。在智旭以前，宋代遵式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已包含了信愿行。传灯《生无生论》更正式提出“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愿。”智旭所立信愿行，即是继承他们的主张，而加以更深细的阐发。《要解》将信的内容分为：信自(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信他(弥陀决无虚愿，释迦及六方佛决无诳语)，信因(散乱称名犹为佛种，一心不乱宁不往生)，信果(净土诸上善人皆由念佛得生，如影随形决无虚弃)，信事(实有极乐国土，不同庄生寓言)，信理(西方依正，不出现前一念心外)。愿的内容是“厌离娑婆，欣求极乐”。行的内容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六字持名，念念欣厌具足，信决愿切，由此就能历九品生，净四种土”。他主张“即以执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涉参究”。“参禅必不可无净土，净土必不可夹禅机”。所以他所宏的是偏重持名的净土教。

　　但智旭又将持名分为“事持”与“理持”，说“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未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理持就是唯心净土的教义。因此，智旭所说的念佛，有广狭二义：狭义唯指持名，广义即含摄一切佛教。他说念佛三昧有三种：一、念他佛，以弥陀果德庄严为所念境，或念名号，或念相好，或念功德，或观正报，或观依报，如东林诸上善人；二、念自佛，观此现前一念介尔之心，具足百界千如，与三世佛平等，功深力到，豁破无明，如南岳、天台、禅宗诸祖；三、自他俱念，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托彼果上依正，显我自心理智，感应道交自然不隔，如永明(延寿)、楚石(梵琦)(《宗论》七之四)。于此他最推重的是禅教合一摄归净土的延寿和梵琦。智旭最后的净土思想，是将禅宗的参究归纳于天台教观，又以天台教观应用于念佛法门；他作念佛即禅观论，说“究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参禅，达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止观，思维忆持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念佛。”(《宗论》五之三)。天台既圆摄一切佛教，念佛也就圆摄一切佛教，持名一法就能统摄一切宗、教、事、理，故智旭晚年的持名是“以般若为导，以净土为归”，“以悟道为先锋，念佛为后劲”，悟后起修的持名，与袾宏所说“无智称念”有别。

　　智旭目睹当时佛教中门户分歧的流弊，所以发扬延寿、袾宏等的思想，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他在理论上融会性相，在实践上调和禅净，而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他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宗论》二之三)三学摄归一念，以念佛总摄释迦一代时教，为智旭思想一大总结。清以后台家讲教大多依据他的经论经疏，形成了合教、观、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到今。后人并奉他为净土宗第九祖。

　　智旭受儒家思想影响处甚多，自称“身为释子，喜研孔颜心法示人。”他由于读了袾宏的《自知录》始不辟佛，《自知录》就是综合儒佛的著作。对于儒佛的异同，智旭以为约迹约权而说是不同的，儒家所说“天命之谓性”“太极生两仪”等都是“非因计因”的见论；约实约本来说，儒家的圣人都是菩萨化现，方便说法(《宗论》六之二)。他说“儒禅教律无非杨叶与空拳。”又说“以禅入儒，是为诱儒知禅。”所以他说儒释一致，事实上是一种化导方便，并不是真将儒释等量齐观的。

　　(隆　莲)